## Xerox PARC 为何与众不同，今日的研究院当如何打造？

文/Alan Kay

>Xerox PARC（施乐帕克研究中心）是个人电脑、激光打印机、鼠标、以太网、图形用户界面、Smalltalk、页面描述语言 Interpress（PostScript 的先驱）、图标和下拉菜单、所见即所得文本编辑器、语音压缩技术等技术和产品的诞生地。而这些至今仍影响我们生活的发明，仅由25位研究员，在5年中完成，每年的项目经费，仅约合当下的1千万美元。创造为何在那个时代涌现？如今新闻中企业竞相高调建设研究院的同时，能从历史中得到怎样的借鉴？图灵奖得主 Alan Kay 最近将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成文。

要想了解 PARC 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 PARC）所属科研圈子的情况，米歇尔 · 沃尔德罗普（Mitchell Waldrop）的著作《造梦机器》（The Dream Machine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（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好书）。书中提到，高瞻远瞩的利克莱德（JCR Licklider）于1962年成立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（以下简称 ARPA，当时还未更名为 DARPA）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（以下简称IPTO），他创建了十五六个 “研究项目”，大多数在高校内，还有一些在兰德公司（RAND Corp）、林肯实验室（Lincoln Labs）、Mitre、BBN、SDC 等处。

利克莱德的愿景是：“计算机终将成为一种惠及全球网民的交互式智能功放。”

愿景背后有这么几层意思：

1. 这是远期愿景，而非近期目标
2. 资助人才而非项目——发现问题的人是科学家，而非出资人。因此，出于各种理由，项目都需要配备最优秀的研究人员
3. 发现问题，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
4. 重视里程碑式成果，而非项目截止日期
5. 它更像一场“棒球赛”而非“高尔夫球赛”——打出350已经算是很好的成绩，因为高分区同时也是高风险区。丢球并不意味着失败，可能只是因为超出了目前标准（在棒球赛中，“失误”指的是未能完成技术上可以实现的行为）。
6. 愿景指的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开发计算机相关产品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这要求研究人员设计并研发所有产品，包括各种主机在内的大多数硬件和基本上所有的软件（包括操作系统、编程语言等）。很多 ARPA 研究人员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是专家（虽然往往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倾向），这帮助大多数项目塑造了相同的计算机文化，产生了巨大的协同效应。
7. 人们普遍认为，“计算机工作人员不应该开发个人专用工具（因为这么做会无限地陷入图灵焦油坑，Turing Tarpit）”。而我们的愿景却有悖于这一常识。在 ARPA 的理念里，“如果你有能力开发个人工具，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，都要放手去做”。也就是说，遇到重要的新问题时，你要做的是利用各种技巧开发各种所需的工具，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遇到的是“新”问题；另一部分原因是，在错误范式下，利用现成工具解决问题会扼杀研究人员的思考能力。
8. 研究人员也是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这是“棒球赛”理论在人才发展上的应用。一般情况下，研究生院只会录用那些“看起来有料”的人，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逐渐判断是否真的“有料”。那些最终解决了大多数个人计算机和网络问题的研究人员当中，很多都来自 ARPA 团队。

PARC 是“ARPA 项目”中最后创建的项目。由于越南战争，研究经费发生了变化，资金来源成为了企业，而非 ARPA-IPTO。不过，几乎所有 PARC 的计算机研究人员都在 ARPA 上世纪60年代的项目中得到了成长。而且，PARC 计算机研究方面的领头人鲍勃 · 泰勒（Bob Taylor）是 ARPA-IPTO 的第三任主任。

鲍勃的目标在于“实现 ARPA 的梦想”。

PARC 高度重视人才、能力、远见、自信与合作。在 PARC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层，所以，这里的组织方式是赋予研究人员“提出建议”、“做出承诺”和“收回承诺”的机会。当然，这个过程绝非杂乱无章。

大多数知名的 PARC 发明都是在中心成立初期前五年，由一小部分研究人员带来的（巴特勒 · 兰普森（Butler Lampson）预计大约25人，这一推测似乎是正确的）。

在 PARC 有一个很有趣的理念：“每一项发明都必须有100位用户。”因此，在开发编程语言或 DTP 文字处理软件时，必须要为100位用户建档并为其所用，组装个人电脑时必须组装100台，而以太网也必须连接到100台设备上。

软件的开发无需像宗教那么神圣，人人都可以开发他们觉得有助于自己研究的编程语言、操作系统和应用。

硬件的开发会难一些，因为新的设计、实验的复现都需要时间和成本。而实际操作中，硬件的开发在大多数时候都很顺利，只需要几次会议和查尔斯 · 泰克（Chuck Thacker）这样的硬件天才。研究人员会就某些问题，如磁盘扇区和简单的以太网协议等达成一致，这主要是为了方便实现其他更加重要的个人目标。过去十年里，PARC设计并投放了各种产品，如 Alto 电脑（大约制造了2000台）、MAXG、Dolphin、Dorado、NoteTaker、Dandelion 等等。

这里面有几个关键人物。没有鲍勃 · 泰勒、巴特勒 · 兰普森、查尔斯 · 泰克等人，就没有 PARC 今天的成就。

PARC 的前五年，我称之为“高效而诗情画意”的五年，第二个五年我称之为“多产却逐步走下坡路”的五年（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施乐在管理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，无法抓住未来的机遇，实现公司的伟大蓝图）。

PARC 的计算机部门被认为是 ARPA-IPTO 研究团队的组成部分。该部门储备了大量的研究人员，他们认同 ARPA 的愿景，在 ARPA 团队中学习新东西，提升自己。看到这一点，再回想一下过去五十多年来成立的研究机构，我认为：“研究成果的好坏和投资人有很大的关系”。

对 ARPA 而言，它的成功在于宏伟、迷人、浪漫的愿景和一系列原则（我曾在 Quora 上对此做过阐述），尤其是让最合适的人去想方设法实现愿景这一理念。

贝尔实验室有别于 ARPA，是一家不一样的机构，有着不一样的运营方式，但也有相似之处，正如纽约默里山（Murray Hill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的条幅上写的：“要么创造价值，要么创造美。”

我相信，哪个时代都有机会出现几个顶级的研究人员；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优秀的投资人。

如今世界上大多数所谓的“管理”基本上是这样的：第一，跟缺乏自主性、创造性的员工打交道；第二，努力按时达成预期计划。

另一方面，在自主创造的王国中，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以规划的。就我的经验来看，伟大的研究人员都有很强的自主性、创造性（他们不需要太多管理），但是他们确实需要充分的时间（以及一点空间和资源）。

好的研究经费来源好比“颁发给团队的麦克阿瑟天才奖”。研究人员也是一类艺术家，失误并不可怕。只要愿景足够崇高，一切就会水到渠成。

这和当今的商业领域和政治领域里面盛行的“指挥控制”管理模式有很大的不同，后者会使这些领域的人感到焦虑不安。我相信，在真正伟大的模式下，他们不会觉得失控；相反，他们会感觉掌控了一切。

为了让论述更完整（或者说更神秘），我们需要谈谈圣塔菲研究所（Santa Fe Institute）这样的顶级科研机构。这些机构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它们的组织方式和 PARC 是一样的。上周出了一本权威著作《SCALE》，作者是圣塔菲研究所的吉奥福莱 · 维斯特（Geoffrey West）。除了很多重要话题的论述外，该书在后记中有一个部分，提到了圣菲研究所成立的故事、其管理运营模式的基本特征以及这种模式对研发成果的影响。

真正难解的部分，似乎在于“纯科学”与当代计算机研究的主要内容，以及投资人更感兴趣的东西之间的区别。很大程度上，PARC 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“计算机科学”研究机构（此处“科学”指的是物理学、化学这样 的老牌严肃学科）。或许，这个难题的部分答案，正在于计算机科学这一领域已经失却的某些东西。